为什么子夏和荀子的知名弟子都成了法家代表人物?李悝有多厉害?

  下面由汉字速学网小编给大家带来李悝的故事,感兴趣的小伙伴接着往下看吧。

  孔子周游列国推销治国理念,没有得到列国响应,只能怀着失望的心情返回鲁国,从此静下心来搞学问、教弟子。返回鲁国之后,孔子传《易经》、作《春秋》,还收了一位入室弟子——子夏(姒姓,卜氏,名商,字子夏)。

  子夏非常聪明,深得孔子喜爱,《论语》中还特意记载了一段师徒对话。子夏问孔子: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素以为绚兮”一句,孔子回答“绘事后素。”随即子夏举一反三地问“礼后乎?”意思是礼乐也产生于仁义之后吗?孔子听了大喜过望,连声称赞说“起予者,商也!始可以言《诗》已矣。”可以说,“孔门七十二贤”或“孔门十哲”当中,子夏虽然年龄最小,但聪明伶俐的程度却是数一数二,更是深得孔子喜爱。

  孔子去世之后,面对孔门丧乱,三千弟子各奔前程,那么几乎是孔子最小、最喜欢的徒弟子夏,他又何去何从?鲜为人知的是,在孔子弟子之中,子夏应该是成就最大的一个,不仅教出了战国第一法家,战国第一兵家,还教出了战国第一霸主。

  子夏是晋国温人(今河南温县),春秋战国之交时,魏氏占领温地,因此子夏后来成了魏国人。子夏穷得叮当响,整天穿得破破烂烂的,沉默寡言,有人劝他当官去,《荀子大略》中记载子夏说“诸侯之骄我者,吾不为臣;大夫之骄我者,吾不复见。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,非一日之闻也。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”。后来,儒家另一位名人荀子称赞子夏有“古之圣贤”之风,但荀子也鄙视地说“子夏氏之贱儒也”,因为子夏“终日不言”,于天下无益。

  不过,荀子这么批评可能有些过度,因为子夏虽然没有出仕,没有做到“能力越大、责任越大”,但他却教出了一批改变历史的弟子。孔子去世之后,子夏就回到了故国,效仿师傅孔子教徒授业,教出了一群搅动战国风云的名人。

  《史记》:孔子既没,子夏居西河,教弟子三百人,为魏文侯师。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禽滑釐之属,皆受业於子夏之伦,为王者师。是时独魏文侯好学。

  《汉书》又记载说李悝(kui)乃“子夏弟子,为魏文侯相”。两段史料综合起来可见,魏文侯、吴起、李悝三个广为人知的历史名人都是子夏的弟子。

  魏文侯是战国魏国的开国君主,战国头号改革家,在位期间重用李悝、西门豹、为什么子夏和荀子的知名弟子都成了法家代表人物?李悝有多厉害?吴起、翟璜、魏成等人,富国强兵,创立魏武卒,开拓大片疆土,成为战国第一霸主,并开创了魏国百年霸业,直至孙膑在马陵之战中击败庞涓结束。

  李悝是战国法家第一人,他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《法经》,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。魏国之所以成为战国第一霸,李悝变法至关重要。李悝去世之后,商鞅继承了《法经》思想,商鞅“彊国之术”来源于李悝之《法经》,郭沫若考证指出:“商鞅是李悝的学生,与吴起同是卫人而年辈略后。他也是在魏文、武二侯时代儒家气息十分浓厚的空气中培养出来的人物,他的思想无疑也是从儒家蜕化出来的。”也就是说,商鞅是子夏的徒孙。

  吴起更为传奇,撇开他的个人私德不谈,吴起在军事上可谓战无不胜,被誉为战国第一军事家,与兵圣孙武并称“孙吴”。除了军事成就之外,吴起还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法家,吴起改革就迅速增强了楚国的实力,可以说吴起主政哪一国,哪一国就能迅速强大。

  问题在于,子夏本为儒家门徒,但最著名的三个弟子,一个是一国之君,一个是战国法家第一人,一个是战国第一兵家,为何大儒子夏教出的弟子如此“奇葩”?与子夏相似,儒门荀子的两个知名弟子是韩非子与李斯,韩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,李斯是秦国丞相、法家代表。为何子夏与荀子的知名弟子都成了法家大牛?

  法家讲究严刑峻法,儒家讲究仁义治国,两门学说仿佛天然对立。但实际并非这么简单,由于后世对儒家的认识不够全面,或选择性地理解,因而才误解为儒法天然对立,其实孔子、子夏等都有着浓重的法家思想。

  一,儒家的正名分与法家思想

  正名分是礼乐春秋的基本前提,简单地说就是周礼犹如宪法,周天子是国家最高统治者,诸侯是地方官员,只要周天子按照周礼做领导人该做的事情,诸侯就该无条件服从,大臣做大臣的事情,百姓做百姓的事情,各行其职,不能僭越,这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秩序。因此孔子有言在先,“名不正,则言不顺;言不顺,则事不成。事不成,则礼乐不兴;礼乐不兴,则刑罚不中;刑罚不中,则民无所措手足。”

  韩非子与李斯的老师荀子在《荀子正名》中解释:“故王者之制名,名定而实辨,道行而志通,则慎率民而一焉。故析辞擅作名,以乱正名,使民疑惑,人多辨讼,则谓之大奸。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。”当年,孔子代理鲁国丞相7天就以少正卯是“小人之桀雄”,一身兼有五种恶劣品性,有着惑众造反能力的原因,而杀了少正卯,按照荀子所说少正卯是在乱名。

  法家思想中,臣民必须像物件一样,每一个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,任何逾越界限的举动,无论其动机如何,都将受到严厉的惩处。孔子的理想社会秩序,也是要求天下人各安其份,本质上与法家没什么区别,目标都是建立一个稳固的秩序,区别在于孔子与儒家以古之周礼制定规则,法家以与时俱进的法律条文制定规则。

  二,儒家主张严刑峻法对待违礼之人

  春秋现实是礼崩乐坏,《春秋》记载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,该如何才能恢复周礼呢?

  孟子说:“世衰道微,邪说暴行有作,臣弑其君者有之,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,作《春秋》。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”乱臣贼子害怕孔子的《春秋》,恐怕不是《春秋》行褒贬之事,会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,而是在于《春秋》讲述专政、崇王(周天子)的道理,表达出应对乱臣贼子严刑峻法,所以乱臣贼子才会害怕。

  《韩非子外储说右上》:子夏曰:“《春秋》之记臣杀君、子杀父者,以十数矣,皆非一日之积也,有渐而以至矣。凡奸者,行久而成积,积成而力多,力多而能杀,故明主蚤绝之。”今田常之为乱,有渐见矣,而君不诛。故子夏曰:“善持势者,蚤绝奸之萌。”

  子夏的观点非常简单非常直接,就是对乱臣贼子斩尽杀绝,斩草除根,以绝后患。

  三,孔子对普通人也有严刑峻法思想

  鲜为人知的是,在对待普通人时,孔子也有严刑峻法的一面。《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》记载,“殷之法,刑弃灰于街者。子贡以为重,问之仲尼。”孔子认为应该严重处罚,因为一人弃灰于街道,惹怒别人,两人就会争斗,于是会上升到家族对抗,“斗必三族相残也,此残三族之道也,虽刑之可也。且夫重罚者,人之所恶也;而无弃灰,人之所易也”,因此相比于弃灰会被重罚,人们会选择不弃灰。

  这是孔子主张严刑峻法的重要例子,当然汉朝刘向将“弃灰于道者,刑”挪到商鞅头上了,成为后世说明商鞅刑法过严的一条力证。

  《商君书》中说:“三代不同礼而王,五霸不同法而霸……礼法以时而定。”说到底,礼即法、法即礼,只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说法罢了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因而说,“申、韩刑名,旨归赏罚,《春秋》教也。”近代学者郭沫若更是直白地指出:“前期法家渊源于子夏氏,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。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。”

  正因如此,子夏与荀子教出一堆法家学生也就不让人惊讶了。以李悝、商鞅、韩非子等为代表的战国法家,虽然脱胎于儒家,但最终放弃了永恒的先王之道,放弃了“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”,放弃了仁义爱人……将儒家对礼乐之秩序性和规范性的强调推到了极致程度,再结合先人的刑名思想,将法家变成了一台严丝合缝的冰冷机器。

  总的来说,法家历史非常悠久,早在上古时就已经出现,但一直没能成系统,至儒家出现之后,在吸取儒家部分思想后开始系统化与成熟化。反过来说,儒家本来就存在严刑峻法与依礼(法)办事的基因,只是儒家一直表现出仁义治国思想,让后人下意识地忽略了儒家狠毒的一面。其实,相比法家的严刑酷法,儒家以礼制杀人或许更为可怕,上世纪鲁迅就写过一些礼教吃人的文章,让人至今读之不寒而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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