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关南争地?以“岁币”保领土不失,是对还是错?

  很多人都不了解辽宋关南争地的事情,接下来跟着汉字速学网小编一起欣赏。

  自宋辽签订“澶渊之盟”后,宋朝君臣的心理上也发生了变化,认为此后便可太平无忧,进取心大为减弱。

 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:其状态为“以边臣用心者,谓之引惹生事;以搢绅虑患者,谓之迂阔背时。大率忌人谈兵,幸时无事,谓敌不敢背约,谓边不必预防,谓世常安,谓兵永息,怡然自处,都不为忧。”

  宋朝的统治阶层尚且如此,边疆人员就更不用多说了,“卒骄将惰,粮匮器朽,主兵者非绮纨少年,即罢职老校,隐蔽欺诞,趣过目前,持张皇引慝之说,训练有名无实。”就是最真实的写照了,“澶渊之盟”虽给宋朝带来了珍贵的和平,但也助长了其不思进取、苟安现世和以“岁币”换取和平的心态。

  熟悉宋朝历史或者看过《清平乐》这部电视剧的应该知道,在宋仁宗时期,宋朝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——庆历增币。引发这一事件的原因,与“关南”地区的战略和归属有着密切关系,这次宋辽的“关南之争”导致宋朝要增加给辽国的“岁币”,那么这次事件宋朝真的就一败涂地吗?

  不然宋辽“关南争地”事件的由来

  辽穆宗应历九年(959 年),周世宗在取得对南唐的军事胜利后,为统一中国发动了对辽的军事进攻,意图夺取辽朝控制的幽州。四月,周世宗到达沧州后,率领大军直逼契丹境内,之后周世宗到达乾宁军,时契丹宁州刺史举城来降。周世宗在乾宁军大练水军,任命韩通为陆路都部署,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,统率大军水陆并进,兵锋所指,辽守将相继投降。随后周世宗便乘船北上,到达独流口后转滹沱河西行,达到益津关,契丹守将终延晖投降。益津关守将投降两日后,契丹瓦桥关守将姚内斌也被赵匡胤招降。五月初,辽莫州刺史刘楚信、瀛洲刺史高彦晖相继投降。至此,失去的关南之地尽归后周所有,遂改瓦桥关为雄州,益津关为霸州。

  关南之地是燕云地区重要的组成部分,其地理范围包括瓦桥关(今河北省雄县)、益津关(今河北省霸州市)、淤口关(今河北省霸州信安)及其以南的瀛(今河北省河间)、莫(今河北省任丘)二州。在地图上的经纬度为东经 116°至 117°,北纬 36°至 37°之间,属于华北地区中部。这一地区属于华北平原的中部,为温带大陆性气候,夏季高温多雨,冬季寒冷干燥,昼夜温差较大,地势起伏较低,巨马河等河流流经其中,水陆交通便利。

  其实不难看出,关南之地有着较好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条件,对于辽宋双方而言均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。“白沟”曾在辽宋关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,是辽宋边境上的重要分界点,白沟上游故道与南巨马河、易水河基本保持一致,下游故道东流霸县直到滹沱河、御河,汇入海河流域,从而形成了辽宋边界上的雄州--霸州—信安一线的地理态势。

  关南地以北,地势起伏较大,多山地和丘陵。自古以来,山中关隘多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要冲。唐朝以前,多以山隘长城作为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。五代时期,随着大片土地的丢失及燕云十六州归辽,使得这道屏障的保护力降低。对于辽方而言,若拥有该区域,其强大的骑兵便可长驱直入,直逼黄淮,对北宋的防御体系是极为不利的。反之,宋方如果能把关南地据为己有,抑或是拥有白沟这样的具有军事意义的分界点,就可以在双方对峙或交战的过程中,在山脚平原上形成缓冲地带, 加之雄州--霸州—信安这样的组合,以及人工挖掘的“水长城”,在对辽的骑兵作战中就会占据主动,产生较大的影响。

  由此可见,关南地必然是双方争夺的焦点。

  对辽国来讲,拥有关南地,就可以在利用其地形优势的基础上将此地的良田水洼尽归己有,同时亦可将辽宋之间的分界线向南推移,能减缓该地“水长城”对军队南下作战的阻隔,亦可处理好影响骑兵作战的速度问题。

  对大宋来说,如继续拥有关南地,在其边界上便可以形成除燕山外的第二层保护网,这样,一则可以阻挡辽军南下,二来可以做军事守备之地。如果失去该地,第二层保护屏障将不复存在,辽军可顺势而下,驰骋平原。对于具有如此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的区域,辽国必然伺机占领,以期进一步南下或是统一中国。

  关南之地归属问题

  周世宗去世后,赵匡胤黄袍加身,夺取后周大权,建立赵宋政权,关南地归入宋。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(1004 年),契丹大规模向北宋进攻,高正说契丹这次大规模的进攻就是想索要周世宗时夺取的关南地。

  “今兹引众而来,本谋关南之地,若不遂所图,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。”

  从当时辽方主动出兵北宋来看,辽国在 1004 年大规模进攻的目的就是为了索取关南地。当时,除了这个,辽国南下攻宋很大程度上还是想要打破宋人的燕云情结,阻止其对燕云地区的大规模进攻,打击北宋对辽境内反辽行动的支持。同时辽朝南下作战,可以彰显其国力,震慑敌国,亦可获取大量财物,充实国库。

  因此,面对辽国欲收回关南地的要求,宋真宗说“为民屈己,诚所不辞,但关南地极无名,朕守祖宗基业,不敢失坠,必若固求,当绝一战,所念河北重扰。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,于体无伤。”

  宋真宗想要以金钱的形式解决“关南地纠”,但绝不愿意把关南地拱手让人,辽国虽然想要拿回关南地,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暂时不得不放下了对领土的要求,最终双方和议,但是一个重要的和议条件就是北宋每年给辽三十万岁币,澶渊誓书明确规定:“维景德元年,……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契丹皇帝阙下:共遵诚信,虔守欢盟,以风土之宜,助军旅之费,每岁以绢二十万匹,银一十万两……”,史称“澶渊之盟”。

  关南之地是保住了,但是在宋辽关系的历史上却开启了以缴纳“岁币”保地的先例,可以认为,关南地问题在“澶渊之盟”订立后并没有彻底解决,而是转变了一种存在形式,为辽国再次以关南地发难北宋埋下了伏笔。

  内外交困之下,宋仁宗对领土的态度

  庆历年间(1041年─1048年),大宋内部财用匮乏,盗贼四起,外部方面,自李元昊称帝,大宋与西夏爆发长达数年的战争,且屡战屡败,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,辽国想趁火打劫,在辽兴宗看来,关南地是辽国方面的旧地,宋朝应该归还,并且还派出大军前往边境,试图联合西夏夹击大宋。

  宋仁宗面对辽朝有意南下夺取关南,慎重考虑之下,为了避免二面开战,只好选择遣使与辽方交涉,避免战事发生的解决途径。

  “王拱辰言于上曰:富弼亦何功之有?但能添金帛之数,厚夷狄而弊中国耳!仁宗曰:不然,朕所爱者土宇生民尔,财物非所惜也。拱辰曰:财物岂不出于生民耶?仁宗曰:国家经费,取之非一日之积,岁出以赐夷狄,亦未至困民。若兵兴调发,岁出不赀,若非今之缓取也。拱辰曰:犬戎无厌,好窥中国之隙,且陛下只有一女,万一欲请和亲,则如之何?仁宗悯然动色曰:苟利社稷,朕亦岂爱一女耶”

  这则史料记载虽出现在解决“关南纠纷” 之后,但仍可从宋仁宗的话语中看出其对“关南争地”事件的态度。

  宋仁宗他不主战,但也不允许割地,可以增币或嫁女以换和平。为什么宋仁宗会有这样的选择?

  第一、从条件上看

  宋朝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,即便有统一“燕云”之志,但是也未能完成“统一”大业。到了宋太宗时期,两次北伐,以期收复“燕云”,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,后也就不提收复“燕云”之事。宋真宗更是走向投降妥协之路,面对辽圣宗与萧后的大举南下,宋真宗说“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,然须执纲纪,存大体,即久远之利也”,也就是说,如果辽国无意议和,那么就需要等待时机与其议和即可,可见真宗对收复燕云更是未作打算。到了仁宗朝,更是完全承袭了真宗的妥协政策,安于现状。

  第二、从国内局面上看

  当时,大宋的正规军队疏于训练,士兵多为老弱病残,军队战斗力下降。

  “又国家承平日久,失于训练,今每指挥艺精者不过百余人,其余者皆疲弱不可用。且官军所恃者,步人、弩手而。”地方上民兵也是不复训练,死伤过半。“河北、河强壮,自咸平以来有之,承平岁久,州县不复阅习,多亡其数。于是诏二路选补增广其数,并及诸路焉。”

  加上到了宋仁宗时期,冗官现象愈加明显,“旧制,诸路部署、钤辖、都监不过三两员,余官虽高,止为一州部署、钤辖,不预本路事。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员,少亦不减十员,皆兼路分事,权均势敌,不相统制,凡有议论,互执不同。”

  第三、从外交上看

  大宋自建国以来,就确定了强干弱枝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,文治胜于汉唐,武力不佳,屡受契丹和西夏的威胁。

  宝元元年(1038年),西北强敌李元昊举兵反宋,宋廷在采取哪种守战策略方面出现了严重分歧,当时经略西北的范仲淹和韩琦分别主张进攻与防守,由于双方矛盾,导致了宋军好水川(1041 年)等战役的失利。宋无力再战,只能围困西夏,亦没有能力击退西夏。

  庆历元年(1041 年),张方平上疏建议“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,征戎为害”,仁宗“喜曰:是吾心也。令方平以疏付中书,吕夷简读之,拱手曰:公言及此,社稷之福也。”

  北有辽国虎视眈眈,一边屯兵边境,大有夺回关南之势,一边遣使索求关南故地。若西夏和契丹相互结合,进攻大宋,则恐为宋之大患。

  宋仁宗看得还是比较长远的,战事不能轻易开打,抵御西夏已是非常吃力,如何再与契丹抗衡?所以,宋仁宗欲用经济方式解决外交冲突,欲以岁币换和平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,但是绝不能归还领土,这也是宋仁宗的坚持。

  以“岁币”保领土不失,是对还是错?

  公元1042 年,萧英、刘六符等入境,富弼担任接伴使,打探到了辽兴宗和辽使的意图,回去后一一禀报宋仁宗。

  宋仁宗坚持不许割地,但唯独和亲和增币可以商量,和亲一说,当时仁宗朝的士大夫们是颇有异议的。他们对于和亲的态度,当时的士大夫极力反对和亲,但在宋仁宗坚持不割地的前提下,如果联姻能不需要就不联姻,这一主张能否实现,也要取决于辽兴宗君臣的态度,若辽国坚持,那么联姻恐怕也势在必行,但最终以增币方式解决,是富弼在实际谈判中努力达成的结果。

  为何富弼这样的士大夫会极力引导辽方选择增币解决争议,而非和亲的方式呢?

  在双方交涉过程中,辽兴宗君臣未有十足的把握挑起宋辽间新的战争,他们更希望获取实在利益,增币是宋自愿提出的条件,对大宋而言,和亲的屈辱程度远超增币。就国家实际利益而言,其实两国皇室通婚所费较少,那么宋士大夫阶层宁愿增币也不愿和亲,主要还是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超过了对实际利益的衡量。

  《宋史》载:弼曰:“婚姻易生嫌隙。本朝长公主出降,赉送不过十万缗,岂若岁币无穷之获哉?”

  其实对大宋而言,欲达到与辽国和平相处的政治目的,是必须要依靠经济手段的,宋朝士大夫在这一点上的认知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。

  他故意压低公主陪嫁,其目的还是想让辽方选择岁币,从而避免政治联姻,确实联姻易生嫌隙,从“关南争地”辽方的强势来看,采用联姻方式几乎对辽不能起到任何约束,若辽故技重施,那么大宋又该怎么办呢?

  所以,于宋而言,其中确有太多不确定因素,但只专注于用经济手段解决外交问题,反倒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,用金钱化解危机反倒更稳妥,这也是“关南争地”事件中大宋主政者的鲜明态度,即用岁币换取和平。

  大宋虽然增加了给辽国的岁币,但是和谈的结果却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辽和西夏的双面夹击,有利于边境环境和国内环境的稳定,关南战略要地的归属权也仍然掌握在北大宋手中,战略要地并未失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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